新潮音乐教头李西安去世 认准音乐一途非走不可-中新网

发布日期:2020-06-12 07:27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新潮音乐教头李西安上周去世

  认准了音乐一途 非走不可

  在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,和中国电影界第五代导演群、文学界“先锋派”作家群一样,音乐界出现了一个“新潮音乐群”,其代表人物是谭盾、郭文景、陈其钢、瞿小松、叶小纲等。而李西安则是这群年轻作曲家们的朋友和“教头”,他编写的《一石激起千层浪》是观看“新潮音乐”的万花筒,他的文集《走出大峡谷》则留下了一代音乐理论家的思考。

  2020年6月4日,83岁李西安的生命画上了句号。作为杰出的音乐教育家、评论家、音乐活动策划人、作曲家,他的离世立刻在严肃音乐圈引起轰动,大家纷纷转发他的名篇《中国音乐的大趋势》《现代音乐思潮对话录》《中国音乐的新浪潮》《文化转型与国乐的张力场结构》《移步不换形与涅?而后生??关于中国音乐创作发展对策的思考》等,突然大家感到,一向低调的李西安从未走远……

李西安(左二)在中央音乐学院上课

  原名李宝聚 出生在偏远的黑河

  1888年,在山东荣成县寻山所大户人家李家出生了一个男孩,叫李振泰。到他13岁时,父亲赌钱输光了家里的房产、地产,没有办法,李振泰立志“闯关东”以期重新崛起。他先到大连做了“水鬼”,就是潜入水下干活的民工,干的是最苦最危险的活。底层磨砺了的李振泰,据说特别会讨好工头。

  后来,李振泰到俄罗斯远东淘金、伐木。特别是伐木时期的事情,他会在很多年后讲给他的小儿子听。冬天,在大森林里迷路了,走不出来,标个记号,走走一看又回到这里了。冻得受不住,突然眼前一堆篝火,就上去烤。实际上,抱着的是一棵树。这时候,所有同行的人都要上去拽他下来??人已经冻疯了??他会说:“你别拦我,我这火特别暖和!”但如果不拉他下来,他不久就会冻僵。

  大连做水鬼,远东淘金、伐木,李振泰发了些财。50岁之前回山东老家先后娶了两房太太。1937年,他的第二个妻子在黑河生下了小儿子李宝聚。这孩子就是日后成为中国音乐学院院长、中国“新潮音乐教头”的李西安。宝聚在山东老家有个哥哥,叫李福聚(后来改为李翔九),跟着“娘”生活。李西安说:“我父亲在黑河有房子,在老家有地。我的大妈,我管她叫‘娘’。我那时候在东北和父母一起生活,每年两次去烟台看望‘娘’。娘的身边,有一个哥哥。”少年李西安做过一个梦,他梦见影壁倒了,一条蛇给砸死了。他把这个梦告诉母亲,母亲说:“坏了,你娘保不住了!”正因此,李西安记得“娘”属蛇。“娘”去世了,哥哥就和李西安住到了一起。

  哥哥跟同学打架,别的小孩就会说:“你们俩不是父母家养的,是抱养的!”李西安回去就问母亲。母亲说:“胡说,你要是抱来的,我能对你这么好吗?”李西安回忆说:“我就知道,这事我是不能再问的了。”

  李振泰在黑河盖了两幢楼,一幢租给别人开旅馆,另一幢楼下是门市,楼上是住家,李西安一家人只住其中一间,余下的也出租。

  1945年,东北光复时李西安上小学二年级。因为战乱,学校停课了。怕耽误孩子们学业,家里就开了个私塾。把原来学校校长请到家里来,给福聚、宝聚,还有黑河大戏院老板的孩子,共三个学生上课。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之外,还有一些古诗词,接下来是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。1949年学校开学了,李西安成了中学一年级学生。不久,因为父亲买卖在天津,母亲就带着两个儿子到了天津。李西安回忆说:“从黑河搬到天津坐烧碳的大卡车,大卡车上摆满了货,人坐在货的上头。这次搬家,包括照片在内小时候的很多东西都失散了。”

  牙缝里挤出把16块钱的琴,和著名的刘天华、聂耳成了师兄弟

  到天津,上的是“私立木斋中学”。李西安回忆说:“当时学费以面粉计算,我每次可以免两袋。”家里的生意是在天津有一家棉布庄,后来家里供不起孩子们上学,就变卖房子、大衣、俄罗斯毛毯。李西安说:“我妈拿一件出去卖了,供我上学。她的观点是,砸锅卖铁也得供孩子们上学。可我爸就说:‘上什么学,让他到柜上学买卖去!’我妈不让。”实际上读书和做买卖哪个更好,确实难以判断,许多读书人不也一样下了海?李西安说:“很多年后,我也很后悔。我搞了很多活动,需要钱,需要拉赞助,困难很多。那时我就想:当初我要是不上学,而是去做了买卖,也许我现在想赞助什么就赞助什么!”

  到天津时,李西安12岁,广播里的小提琴曲很吸引他,其中马思聪的《思乡曲》令李西安痴迷。于是,他动了学习音乐的心思。但父亲认为学音乐是下九流,主流看不起的,不让学。家里不给钱买琴,怎么办?

  初三,15岁,李西安就把吃早点的五毛钱攒起来,攒到16块了,自己买了第一把小提琴。木斋中学物理老师会拉琴,李西安就找到老师,说:“我想学小提琴。”老师说:“你来吧!”

  学了一段时间,李西安和哥哥双双考上了不要学费且是全市最好的天津一中。录取名单登在报纸上,真是非常骄傲。不过,天津一中培养学生以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为目标,李西安想考中央音乐学院还被校长韦力约谈。韦力不是一般人,毕业于北京中法大学文史系,是我国著名教育家。韦力问:“你为什么不参加统考?”李西安答:“我要学音乐,只考音乐学院。”韦力说:“你考不上呢?”李西安答:“考不上,我就到天津歌舞剧院拉小提琴去。”

  鬼迷心窍,李西安认准了音乐一途非走不可。这次对话,把教育家韦力气得够呛,把年少气盛的李西安也气得够呛。他回忆说:“想正式搞音乐了,就需要找一个更好、更专业的老师。通过琴行,我找到了在天津公开教琴的托诺夫(Tonoff),是白俄罗斯人。学费一个月10块钱,很贵了。”

  托诺夫(Tonoff)是知名的俄籍小提琴家、教授,是二胡大师刘天华的小提琴老师,也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者聂耳的小提琴老师。这样,李西安就成了刘天华、聂耳的同门师兄弟。跟上大师学琴了,就得换把好点的乐器。他到琴行去看,最便宜的进口琴??日本的铃木是62块。家里说什么也不给买。把李西安逼急了,他对家长说:“你们再不给我买,我可就变成神经病了!”无奈的母亲就劝父亲:“算了,咱且当没这个儿子,买个琴就随他去吧!”在托诺夫调教下,李西安琴艺进步很快。后来,托诺夫死在了去巴西的船上。

  高三李西安决定考中央音乐学院,学作曲。正巧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安绍石分配到天津一中教音乐课,李西安就跟老师学作曲理论、和声、钢琴,分文不收,教了一年。到考学的时候,生源非常好。但录取了四个应届毕业生,俩女生,俩男生。男生中李西安为其一,另一个日后以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和电影《青松岭》音乐创作驰名,就是著名作曲家施万春。

李西安(左)与施万春

  少作《广场上的示威》进中海南演给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听

  当时,著名作曲家、小提琴家马思聪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,但不怎么管事。副院长吕骥为学校操了更多的心。在作曲系学生长达七年的学习时间里,第一年必须像专业学生一样学习一件民族乐器,第二年学一年古琴。李西安回忆说:“吕骥有民族音乐情结,他认为搞作曲的就应该这么学。我们被派到管弦系民乐小组,每个人必须把民族乐器当主科学。”李西安学了三弦,是有史以来第一批三弦学生。施万春跟民间艺人赵春峰学吹唢呐。李西安记得赵春峰说:“这个长得五大三粗,让他学唢呐!”

  施万春回忆说:“李西安比我小一岁,有点文静,像女孩,比较冷静一些,我比较热情一些。我们经常钢琴对话,在钢琴上你一句我一句,实际上就是即兴作曲了。在那个年代,他出身不太好,他爸爸在东北开过赌局,家里又是没落地主。”这样的背景下,李西安非常要求进步,整天写思想规划,整天想入党。

  1959年,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创作献礼作品,学校布置了任务:施万春创作管弦乐作品《节日序曲》,李西安和另外六人合作创作“大合唱”,李西安写了其中的第三乐章《广场上的示威》。歌词大意是:大家从四方八面走走走,我们大家手挽手,穿过了小巷,走上街头,被压迫人民伸出我们的双手。

  写完了就在人民大会堂演出,全北京所有交响乐团和合唱团都集中起来,500人。后来又进中南海给毛主席演出,所选曲目中两首合唱,其中就有《广场上的示威》。演完以后,有位首长说:“谁说中央音乐学院没有好作品?这个就是!”

  慧眼识人,把被大家误认为有“肾病”的谭盾招来

  “文革”后,李西安干的第一件大事是参加了1977年中央音乐学院招生。他到上海招回了谭盾、叶小纲、陈其钢、胡咏言、林德虹等在内的10个学生。他回忆说:“上海考点考作曲系的400多人,我和另外一位老师,俩人阅卷,三天三夜没有睡觉。”令李西安吃惊的是,考生林德虹把主题动机写成了交响乐的一个乐章,而且钢琴谱、配器都标得一清二楚。把试卷给的歌词写了合唱,中间还转调。有作曲家爸爸的叶小纲,从小学钢琴、芭蕾舞,作品也很棒。而胡咏言是上海芭蕾舞团拉小提琴的,来应试的时候带了两部管弦乐作品总谱。2001年以电影《卧虎藏龙》音乐获得奥斯卡奖的谭盾,当时去参加这个考试时,交了小提琴独奏、竖琴伴奏的作品,曲名叫《梦见毛主席》。

  到了面试阶段,李西安问当时在京剧团拉小提琴的谭盾:“你拉过贝多芬、莫扎特这些作曲家的作品没有?”谭盾说:“没听说过,不知道。”李西安问:“你拉过练习曲没有?”谭盾说:“没有。”李西安问:“那你拉什么呢?”谭盾说:“我拉的都是民歌。”谭盾接着说:“老师,我可以给你拉首作品,我写的。”

  于是谭盾在李西安主持的考场上拉了二胡曲《铁牛进山》。李西安说:“作品很生动,一下子,我就觉得这孩子挺好。”原计划作曲系全国招6个,结果考试结束,李西安说:“6个名额全给上海都不够!我准备录取10个!”

  学校通过相关渠道给邓小平写了封信,最后邓小平亲自批示,同意扩大招生。作曲系名额从6个扩大到36个。李西安说:“我从上海带了10个,前9名我都力荐,第10个我不推荐,请大家讨论。这第10名是谁呢?是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曲作者金月苓。她的作品名气大,但考试课不及前9名,所以我不能推荐,在作曲系大会上定。”

  但是意外发生了,谭盾收到了“不录取”通知书,因为尿检有一个加号,这说明肾有问题。谭盾和李西安说:“体检前,我喝了一杯牛奶造成这个加号。回老家再次体检后,很正常。”李西安说:“这不算,你必须到上海去高考指定医院检查。”检查完,依旧没问题。

  这样,李西安就找学校,所有部门都不能开绿灯。李西安回忆说:“我就挨个打抱不平,作曲系不行,教务处不行。我找到医务室负责人,他说:‘李西安,你知道什么叫慢性肾病吗?这要是得了,且不好呢!你招来的是陈景润,我天天陪他去看病。可惜他不是!’我说:‘谭盾就是谭盾。他考得很好,体检出了点问题,现在也正常了,怎么就不行?’他说:‘绝对不可以’。”实在没办法,李西安给院领导赵?写了封信,赵?看完信说:“你有什么建议?”李西安说:“让谭盾来学校,校医陪同到指定医院检查。有问题,不录取就不录取;没问题,就试读。什么时候出现问题,什么时候退学。”赵?说:“行。”

  这样,谭盾进入中央音乐学院。过了几个月,没有出现肾病,功课门门都非常好。在这个情况下,党支部书记找李西安谈话:“李西安,你做了一件好事!”

李西安(右)陪老院长参观中国音乐学院

  中国音乐该走一条不同于过去的改革开放之路

  1980年,李西安决定坚决不作曲了。中国音乐学院复建,他准备转轨,不作曲,不写书,专心搞策划。他说:“所有人跟我关系都非常好,上谁的作品,大家不仅看质量,也看情谊。我作为策划管理者,更超然才好。这样就封笔不写了。”

  “中国音乐学院该怎么办呢?”李西安思考,“如果想明白这个问题,就必须想明白世界音乐学院该怎么办,要在大视野中定位。过去中国音乐经历过许多运动,在方针政策上存在很多偏颇,总的来讲很封闭、很保守。中国该走一条不同于过去的改革开放道路。”李西安在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了创作研究室,创办了“华夏之声”系列音乐会。

  第一次“华夏之声”音乐会在月坛北街红塔礼堂举办,主题是“古诗词歌曲音乐会”。曲目分两个部分,一部分是古诗词传统歌曲演唱,一部分是李西安约请作曲家为古诗词新谱曲,从《诗经》到唐诗宋词。演出结束后,广电部长吴冷西到后台,院长见到部长第一句话就说:“吴部长,我们是准备挨批的!”吴部长说:“这些都是民族遗产,是宝贝,应该大力弘扬。为什么要挨批呢?”李西安回忆说:“按理说这件事是平平常常,但是,在1982年就是一个颠覆性的事件。为什么呢?因为‘文革’结束了,并不是一切马上能回到正轨。经历了十年浩劫,大家都有压力,很多东西束缚着人们。为古诗词谱曲,在‘文革’以前就要挨批判。这件事在全国舆论界引起极大轰动,从来没有过的轰动。因为这实际上是文人文化的一次破冰之旅,因此就轰动了。”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说:“此举点燃了振兴中华民族音乐的火苗!”

  1983年,李西安写了中国音乐学院该如何改革的建议。当在北四环健翔桥建中国音乐学院新校区的时候,李西安希望将主楼前设计为“蛮荒时代”,主楼和宿舍楼之间,营造出“高山流水”,而东门处是“竹林深处”。可惜,世事未必遂人愿。

  2012年,笔者住到京东李西安家附近和他聊过多次,回首往事,他说:“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,但我的信念始终不变,对我来讲没有损失,但是对那事本身是有损失的。”

  本版文并供图/刘红庆

【编辑:刘欢】